潼川府旧史【湖广填川历史真相】下部

上一部说了，四川人口锐减出了战乱，认真究其原因，之所以出现“湖广填四川”事件，除了战乱之外还有两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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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患酷烈

于清初四川何以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乃至创下历史性人口与耕地面积新低的原因，过去，大多归结在"人祸"上。清朝统治阶级出于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在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夸大张献忠杀人的后果，说这一切都是张献忠农民军一手造成的。解放以来，史学界为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翻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历史旧案，结果仍逃不出从"人祸"角度来解释清初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献忠身上，后者则是把责任转移、分摊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势力身上。而对于"人祸"以外的因素，例如灾荒与瘟疫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却没有将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探讨。

先说虎患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清初成都有虎豹横行的现象，但有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那只是骗人的'鬼话"'。

根据专家研究，清初活跃于四川各地的老虎，在动物学上的名称叫做华南虎。历史上四川地区曾经是华南虎的出没之地。凡是森林密布的地区，都是华南虎的栖息地。远的不说，就是在唐宋时代，虎迹还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中。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浅丘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宋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还未上升为一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过境迁，到了清初，华南虎又一次在四大肆活跃起来。清初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的文章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据他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千只：

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仅庆、保宁二府从山中出来的虎群，即达千只，横行全川的华南虎的数量，又该有多少!据调查统计，虎患绝于20世纪60年代，贵州历史上共有30只华南虎出没，在整个中国80年代初，华南虎存有40～80只，到现在仅剩下20只了。因此，清初四川历史上出现的虎患，应该是华南虎在整个西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最为罕见的时期。清初虎患首先自川南发难，然后遍及全川。所谓虎患"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大体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虎患在四川各地泛滥的情况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川南长江沿岸地区是明代一个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经过战乱后，此区竞成为虎患渊薮之区，从顺治八年即开始发现"虎豹大为民害"。清初欧阳直谈到，他在叙南(今宜宾一带)坐船，"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又看见数十只老虎"鱼贯而行"。有一只白虎走在前头，"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此外，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也十分酷烈。其中，江津县更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川西平原原本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明末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至在成都城中心地带--明蜀王府废墟之内，就有"野兽聚集"，军士射杀，日不暇给。此外，在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有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新津"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的。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饱受战乱摧残，以至在顺庆、保宁二府，公然发生虎群出没噬人的现象。其中，南充县尤为严重，学宫竟为虎窝。在潼川府，三台县、盐亭县也是虎患严重之区。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三台县还时常发生老虎入城伤人的事件。广安州也是"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广安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插业，未几天亡，据传闻，他是"为虎所食"的。

众所周知，华南虎只有在人口稀少、生态系统良好，且植被良好的环境中才可能生存。如此酷烈的虎患出现在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开发地区，尤其是号称沃壤的天府之国，这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环境和生态系统，华南虎是断然无法在其上纵横驰骋的。四川之所以在清初衍生出这样良好的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正是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的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疏，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从虎患酷烈程度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失衡中，再一次反衬出清初经济残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2

鼠疫流行

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一场大规模的兵荒马乱、刀光剑影之后，百姓或死或逃，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恶化，人们的抗御疾病的能力低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不存，死亡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及时的掩埋，环境与饮水遭到污染，时间一久，必然滋生各种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为祸及一方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瘟疫。

中国学者曹树基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明代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依据他的研究成果，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明代后期中国华北地区曾经两次大范围地流行鼠疫，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寻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万历年间大同鼠疫大作，波及山西全境时，鼠疫很快就传染至邻省河北、河南等地。崇祯年间，大同再次流行鼠疫，很快传染至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的部分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有一种名叫"大头瘟"者，有的地方"俗名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

西方有一位勇敢的目击者，还记录了鼠疫的另一类病症，即败血型鼠疫的危害后果。他目睹了鼠疫患者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在记录中写道："(鼠疫)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2个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3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5天内死亡。(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给另一个人"。

崇祯末年的鼠疫在山西大作之际，有的县的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这就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地区。于是，与山西接壤的陕西也在劫难逃。瘟疫从山西蔓延至陕西，传染的方向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到崇祯十三年(1656年)，"凤翔府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可见，陕南地区也是这次鼠疫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地区因为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过50％以上。
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大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曾经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从当时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起源的这次瘟疫，很可能就是随着军队以及躲避战乱与瘟疫的人群的大量流动，直接经过陕南这个门户而进入四川的。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大范围地降临四川，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这种能够造成全川范围传染、并且死亡率极高的"大疫"，在当时只可能是瘟疫。

崇祯十四年(1657年)"江北鼠"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遂下令士兵"各杀一鼠"，天亮时将杀死的老鼠上交辕门，不交者"代以首"。于是，"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积鼠成京观"。从此以后，"全川糜烂"。在鼠疫大范围流行的年代里，这些在蜀宫大肆猖獗的人间鼠，难保不与带有鼠疫菌的长爪鼠接触，因而也可能成为鼠疫菌的传染者。通过这些带菌的人间鼠的大量繁殖与活动，就会把鼠疫传播到人间，所以，自此以后，四川各地瘟疫不断。

在明末清初，鼠疫集中在川东、川中与川北的接合地带，如重庆、遂宁、潼川、内江等府州境内。这些地区，正是军队出没、人群活动频繁之地，随着疫情的继续扩散，其严重后果到了清初便集中显现出来，以至出现了"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流行头肿，即"赤大如斗"的"大头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顺治十五年 (1658年)，刘达在致李国英的信中，提到清初以来虎患、虫灾、瘟疫给四川造成的悲惨局面，"回忆豺虎纵横，瘟蝗诊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一个名叫施成泽的简州人，因为担任陕西安定县令，奉命调运军饷进藏。当时，沿途仍有瘟疫流行。据记载，瘟疫过后，景象惨不忍睹："瘟疫时行，枕骸遍野。骷髅颠倒，骨暴沙砾。举目魂销，移步惨烈"。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下降，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结合上文推算，从明末载册500余万下降到50万(或60万)，只残存了大约1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战乱中损耗的人口数量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分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直接死于刀兵战火之外，其他还有饥馑、瘟疫、虎患等。而排在第二位的当数瘟疫。假如以平均20％的比例推测死于瘟疫加上虎患的人数，至少也在60～90万之间。

遗憾的是，这个隐形杀手却长期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传言之中